任何时代，思想都是真正的稀缺资源——说说“新媒体大咖”梁启超和他的时评写作
一
不知不觉移居深圳已二十数载，不免会对岭南历史人物多出几分关注，比如梁任公梁启超。梁启超无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，百度词条上对他的介绍是这样的：中国近代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。也许是跟职业心理有关，作为媒体评论员，我觉得他的头衔名单里至少还可以也应该加上这么一条：资深媒体人兼时事评论家。尤其是最近读了他的《新民说》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4月版）等书籍后，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。
梁启超
作为报人，梁启超一生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多达17家，包括《中外公报》《时务报》《清议报》《新民丛报》等。作为时评人，他撰写的各类言论文字多达1400万言，有“舆论骄子”之称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他的许多文章都可以称之为时评、社论或政论。《新民说》一书，就是梁启超在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，在自己创办的《新民丛报》上，以“中国之新民”为笔名发表的系列政论。
关于“新民”一词，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创刊号上有这样的解释：“本报取《大学》‘新民’之意，以为欲维新吾国，当先维新吾民。中国所以不振，由于国民公德缺乏，智慧不开，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，务乎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，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。”在他看来，“新民”实乃彼时中国之第一要务。毛泽东后来为自己发起的一个进步文化团体取名叫“新民学会”，当是受此影响。事实上，作为一个有现实感的启蒙者，他的文字穿越百年迷雾，放到今天来看依然多有新意与启迪，每每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。
比如，作为一个在晚清皇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，梁启超较早地就建立起了法治思想。受孟德斯鸠学说的熏陶，梁启超首先把有无法律和法律是否发达看作是区分人类与禽兽、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标志。他在《新民说》中谈道，“人何以尊于禽兽！人有法律，而禽兽无之也。文明人何以尊于野蛮？文明人能与法律相浃，而野蛮不能也。”
梁启超进一步指出，“法也者，非将以为装饰品也。而实践之为贵。”实行法治必须做到“法立而必施，令出而必行”。切换成今天的语境表述就是，法律的全部生命就在于实施。立法不是为了装饰门面，美观好看，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。如果法律立而不行，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与价值，徒具虚文。有法等于无法，还不如不立法——强调法治的当下，法治也往往是媒体评论的落脚点，但我沮丧地发现，我们想说的话，其实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已经替我们说过了。他的识见，确实远迈他所处的那个时代。
在《新民说》之《论公德》篇中，梁启超讲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——一个官员去世了，阎王爷开堂审理他生前所犯的罪，这位官员的鬼魂说，“我没有罪，我做官的时候非常清廉。”阎王爷说，“把一个木头人竖立在你的厅堂之上，它连水都不用喝，不是比你更清廉吗？你当官除了清廉外没有别的任何政绩，这便是一种罪过。官场上流行‘清、慎、勤’，‘清、慎、勤’难道不是私德中高尚的部分吗？即便如此，官员是受到一个集体的委托来治理集体的事务的人，他们本身既承担对整个集体的义务，也承担对所有委托人的义务，难道仅仅奉行‘清、慎、勤’，就能够履行两大责任了吗？”
梁启超的这一观点，与当下的“治庸”理念不谋而合。很多人认为只要不贪不腐，不违法乱纪，少做点事、少干点活没什么。但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就道出了这样一种常识：无功即过。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·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，意指每个人都不应放弃独立思考与判断的权利，对公共事务管理者来说，平庸当然更是一种恶，换种在时下媒体评论里常见的表述便是，不作为也是一种腐败。
是的，评论的价值往往就是发现、还原那些被遮蔽的常识，展示思想的力量、逻辑的力量、语言的力量、个性的力量。以评论人的视角来读梁启超，每有新得。梁启超曾经在大学讲授作文之法，其阐发触及了与新闻评论相通的传播规律和说服规律。他说，“论辩文最好的题目是两边对驳，题要切实，不可空泛。如‘中国宜自强论’之类，空而不能驳，最坏。如‘鸦片宜禁止论’，不空而不能反对，也不好。最好的题目如‘中国应联省自治’之类两面都有话说，方不枯窘。”
这段话，对今天的时事评论写作而言也非常有针对性。找选题是许多媒体评论员的每日例行功课，梁氏此语不啻是在教评论员们如何找选题，即不能空泛无物，说一堆正确的废话；不能制造一些伪问题与伪概念，去消费公众情绪；，评论要有社会责任和公共关怀意识，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；评论要能提供新闻之外的信息，要提供附加值，要有独特的视角与观察……如果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，评论的生命和力量就是逻辑与理性。
二
谈到缔造新国民的重要性时，梁启超在《新民说》之《叙论》中说：“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，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，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，譬犹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，虽其度忽落，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。”意思是说，国民文明程度高的国家，即使偶尔出现暴君污史祸害百姓，但人民也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补救并加以整顿，使一切回归正道。就像是在酷暑的时候把温度计放到冰块上，虽然温度计的度数会一下子跌落，但不一会儿冰块融化，温度计又会上升到原来的刻度。以温度计与冰块来比喻国民素质与时局的关系，非常精妙、新鲜与生动——不落俗套，有新见，兼之语言风格亲民，应也是他的文章往往能令一纸风行，大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梁启超所作时论“震惊一世，鼓动群论”之时，正是中国报业发端之时，其所言皆“人人心中所有，而笔下断无”，传播威力不可估量。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文体创新、语言创新的大家，所谓“时务文章”“新民体”“新文体”这些近代流行的概念，都是人们颁发给他的一枚创新徽章。可以说，他就是那个年代的“新媒体大咖”。尤其是关于文风，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的自叙中写过一段很精彩的话，令我感触颇深。他说，“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，幼年为文，学晚汉魏晋，颇尚矜炼。至是自解放，务为平易畅达，时杂以俚语、韵语及外国语法，纵笔所至不检束。学者竞效之，号新文体，老辈则痛恨，诋为野狐。然其文条理明晰，笔锋常带感情，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焉。”
也就是说，梁氏文风颇接地气，就像现在一些公号文善用网络上的流行词一样，“杂以俚语、韵语及外国语法”的梁氏文章就是那个年代的新媒体爆款文，所向披靡，令那些四平八稳的守旧之文无法抵挡。实际上，文风到底该近俗还是求雅，梁启超和严复曾经展开了一场辩论。梁启超主张文界革命，文风创新，严复不接受梁的批评，他在答辩文章中说：“若徒为近俗之辞，以便市井乡僻之不学，此于文界，乃所谓凌迟，非革命也。”
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单从传播的角度考虑，“平易畅达”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，尤其对于新闻评论写作而言，不能以文害质，变成一种精英幻觉的自我加持而忽略了大众的品味需求。当然，我们也要避免滑入另一个极端，就像某些流行的口水诗只有口水没有诗一样。评论写作中，我们也不能将无味的语言白开水当成大白话、大实话，甚至以此来掩饰语言能力的贫瘠。
看看梁启超在著名的《少年中国说》中的句子：“河出伏流，一泻汪洋。潜龙腾渊，鳞爪飞扬。乳虎啸谷，百兽震惶。鹰隼试翼，风尘翕张。奇花初胎，矞矞皇皇。干将发硎，有作其芒。天戴其苍，地履其黄。纵有千古，横有八荒。前途似海，来日方长……”讲究“平易畅达”风格的他，另一方面笔管之下又能流淌出如此华丽的词藻、雄阔的意象，令人赞叹他确是一位将母语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天纵之才。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《实现新闻与文学的结合》，大意是，将新闻的简洁性与文学的丰富性融为一体的表达更有力。对今天的我们而言，梁启超留下的一个巨大的具有探讨性的话题是，在新闻评论写作中，该如何实现俗与雅的有机统一？
三
与桌上这本《新民说》对视良久，我有了更多的感慨。当年刊登《新民说》的报纸也许已经灰飞烟灭了，但这些文字依然顽强地留了下来，穿越时间的隧道与我相遇，依然能在不经意间打动我。这就是思想的力量、观点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永远不会被时间打败。
没错，我由此想到了时下成为关注焦点的媒体融合或者媒体转型话题。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连接一切、改造一切的时代，但我始终相信，纸媒的公信力、权威性乃至可回顾性等特质都是它的“护城河”。纸媒的江山并不是纸糊的，当人们静下来发现各种新媒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在加快，当博客荒芜、微博热闹不再，当微信朋友圈也逐渐令人心生倦意……人们会进一步意识到，无论如何，内容生产才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。
而说到内容生产，随着传播技术的日益成熟，新闻同质化也越来越明显，报纸评论的价值与功能需要重新审视与发掘。新闻热点往往是一种资源共享，张扬报纸独特品位、个性与气质的任务，很多时候就交给了评论。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，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需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，这些正是评论的使命。也就是说，报纸不能满足于成为集纳信息的新闻纸，而更应成为能够解释现象、表达看法立场的有思想的观点纸。
是的，变的是“器”，不变的是“道”。信息奔腾、资讯泛滥的当下，真正有力量、有温度、有情怀的文字不会沉沦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，机器人写诗、机器人写新闻稿的报道时有所见，但是，我敢说，机器人永远也写不出真正的评论，因为，相对机器人而言，人类最后的特点与优势，就是价值观，而评论是价值观的最好载体。我相信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那些能够经受时间淘洗的深邃而独到的思想，永远是这个世界上的稀缺资源。
梁启超在《新民说》中的《叙论》中写道，一个人要想身体健康长寿，那么就不能不通晓养生的方法，一个国家要想国泰民安，永葆尊荣，就不能不讲如何缔造新国民的方法——缔造新国民，一点一滴推动社会进步，从来就是媒体的职责所在，而评论越来越成为可倚重的启蒙利器。从梁任公身上，从他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文字中汲取蓬勃的精神，新闻评论在今天当有更大的作为空间。
本文刊登于《智慧东方·新传播》杂志2020年第一期，原标题为：任何时代，思想都是真正的稀缺资源——说说“新媒体大咖”梁启超和他的时评写作。作者李跃系晶报评论部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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